我不仅是山师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也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可以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山师人。校园里的每一幢楼房，每一个院落，每一条道路，甚至每一棵老树，于我而言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对这一切都怀有浓浓的深情。
现已84岁的我，每当在花园般的校园里散步，都会探亲似的把曾留下过自己足迹的地方，一一造访。在“探亲”的路上，我常常会触景生情，引起万千思绪。我最喜欢边走边捡拾青春记忆，边走边萌生追思感悟。
有一次，来到东方红广场，我想起了它原来的模样。1959年，我刚入校时，这里不叫广场，它不像现在的广场这么现代与气派，我们习惯称其为文化楼前。那时，这里在林立的绿树环绕下，除了东、西两边有环形路，周围多是砂石路。正对着校门的中心地带，有一块椭圆形的草地，中间矗立着高高的旗杆。文化楼前有一片由四组低矮的松墙环绕的扇形花池，它们完美地组合成一个漂亮的圆形大花坛。花池外种着对称的柏树，花池内栽着海棠花、丁香花等诸多花卉，花池间有红砖铺就的甬路。在那个年代，这样独具匠心的绿化设计，已经算是相当出彩了。我们常常在这里驻足，不是赏花观景，而是听广播。
一想到听广播，我的脑海中即刻闪现出一连串有趣的花絮。当年在校吃第一顿中午饭时，传来的广播声让我感到新奇。我只看到校园里有多个挂在树上的大喇叭，但不知道声音的来源。直到自己很荣幸地被选为广播员，我才知道，原来学校里有一个广播站。当时，广播站设在文化楼二层南头，站里分机务、编辑、播音3个组，成员均为各系选拔出来的同学。我常常想，学校把这么重要的工作放手交给学生做，这是学校对我们的信任和培养，也是我们的责任与荣誉。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锻炼机会。
我们几个广播员，每周轮流播音，严格按照排好的班次出勤。当班的那天，我们要在午饭和晚饭两个时段，也就是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准时播音。课间去文化楼楼下的信箱里拿编辑好的稿件并抽时间熟悉稿件，成为我们的日常。每次播音都有固定流程：以雄壮豪迈的歌曲《社会主义好》为开始曲；曲终，一句“山东师范学院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开启本时段播音；接下来就是30分钟的稿件播报时间，全程用普通话；最后以“本次播音结束，谢谢大家”作为结束语。
当时播报的稿件，除了学校的新闻摘要和重要通知外，大多是各系同学的投稿。我入学那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同学们纷纷投来歌颂祖国、歌颂党的诗歌、散文。播报这些稿件时，我觉得既亲切感人又好生羡慕，从心底里佩服这些撰稿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创作激情和飞扬的文采。我也常常从一些优秀的稿件里受到教育和文学熏陶，这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经过一年多的播音历练，我的朗读水平得以提升，我也养成了听广播的习惯。
每到晚上，文化楼前的喇叭都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文体节目。
每当回忆起1961年春天同学们站在文化楼前收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情景，我都激动不已。这次比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级体育赛事。学校4月4日至14日全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比赛实况播音。得知转播的消息后，我们奔走相告。第一次收听乒乓球比赛节目，我们感到十分新鲜。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按时站在文化楼前收听比赛，全神贯注地一直听到比赛结束。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解说是张之，她生动流利、准确专业的解说，深深吸引着我们。听着她细腻动情的解说，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赛场上对阵双方拼打的画面；随着她紧张激动的感情起落，我们也会立即与之共鸣。在她的解说中，我的心一会儿惊心动魄得揪成一团，一会儿欣喜若狂得要跳出胸膛。这次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首次捧起了斯韦思林杯，获得4项亚军，8项第三名，庄则栋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丘钟惠夺得女子单打冠军。每听到一个获奖消息，我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这次在学校听比赛实况播音的经历让我记忆尤深。从此，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容国团、丘钟惠这些为国争光的乒乓球健儿们，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热爱、关心、观看乒乓球比赛，也成为我保持至今的爱好之一。
路过大礼堂，我想起它新建成时的样子。来大学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壮观的礼堂。同学们个个都充满好奇，外边看了又看，里边瞧了又瞧。它投入使用后，我们便成了这里的常客。看电影、观演出、举行庆祝大会、举办新年联欢会，都在大礼堂。我们自带凳子，有序进入，仿佛期待着一场盛宴。当然，在大礼堂举行最多的还是报告会。
在我就读的4年间，刘砥石副书记、董子宜副书记以及彭畏三院长都在这里多次做过国际国内形势教育的报告。时任副省长的余修也给我们做过报告。他结合形势鼓励大学生“听党的话，勤奋学习，学好实际本领，为建设祖国贡献青春”。每次听报告，我们都认真做笔记，结束后一起讨论交流。那时，刘砥石副书记报告中提到的“困难不少，前途光明”这句话，为我们与国家同舟共济、克服困难，注入了力量。毕业前夕，彭畏三院长号召大家“听从党的召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心潮澎湃，纷纷表示“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毕业时，全班同学都是毕业分配名单一公布，就背起行囊，奔赴工作地。
此刻，我还想起当时学校的组织部部长黄敏。她是一位令人起敬的老革命干部，常常到学生宿舍宣讲形势，并与同学们交流思想。我曾在宿舍接受过她平易近人而又和蔼可亲的单独访谈。学校长期坚持形势和政治思想教育，不仅拓宽了我们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胸怀，培养了我们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也夯实了我们正确三观的基础。这种财富，让我们受益终生。
曾经的文史楼，是文学院的老师们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播撒知识火种的沃土，也是我承袭师德、挥洒汗水、辛勤耕耘的教学园地。田仲济、严薇青、许炳离、庄维石、冯中一、薛绥之、查国华、冯光廉、李茂肃、朱其铠、蒋心焕等一代名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存。他们丰厚的教学科研成果，永载史册；他们严谨治学的品德修养，值得我们铭记；他们对学生的谆谆教诲，让人难以忘怀；他们为人师表的风采风范，令人心生崇敬。他们广博的学识学风，在文学院接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点点滴滴的回想，串联在一起，像散落的珍珠被一颗颗串起，在记忆的河流中闪烁着光芒。如今，我的母校即将走过75年芳华路，我为母校而骄傲。我庆幸我曾经是山师的学子，我自豪我是山师的一份子。
（本文刊登于《山东师大报》1740期第4版）
